北京大学跨文化领导力中心启动:全球视野,知行合一

  2017年6月11日,北京大学跨文化领导力中心启动仪式在北京大学正大国际中心隆重举行。启动仪式得到了北大国发院BiMBA商学院、北京大学南南合作与发展学院、北京大学跨文化研究院、中国文化书院的特别支持。北京大学跨文化领导力中心以“全球视野,知行合一”为中心使命,希望用理论指导崭新的领导行为模式来适应跨文化环境对领导力的全新要求,以支持到国际化过程中的中国经济及中国企业。

  该中心依托北京大学国发院、北大BiMBA商学院及国家发展智库的学术研究及实践指导的优势资源,汇聚国际管理界及领导力领域的知名学者,国内外优秀企业的跨文化领导者及企业家,高度关注中国企业在国际化跨文化管理过程中以及跨国公司在中国本土化融合中的现实问题。

  在全球经济一体化的视角下,进入到中国的跨国企业,以及中国的本土企业无一例外的进入创新更新与市场人才的大的竞争循环中。走出去的中国企业正在多元世界多维视角拓展与蔓延,尤其作为“一带一路”战略的倡导者和主导国,中国企业的跨文化领导力与影响力决定了这一全球经济战略的有效推进与实施,也决定了开放与融合的速度及质量。

  跨文化领导力是管理者在跨文化环境下所需要的创新的、有效的领导力。在跨文化情境下进行经营管理活动时,如何及时洞察、敏锐识别跨文化环境中的具有文化独特性的各类信息,迅速获得与之相适应的领导行为的能力和特征?中国企业在走出去的过程中,面临多元的复杂世界,差异性的文化、制度、市场、法律等等带来挑战与机遇,也带来诸多的风险与不确定性。

  杨壮:领导力在跨文化交流中的意义

  北大国家发展研究院BiMBA商学院联席院长、北京大学国家发展研究院管理学杨壮教授在演讲中指出,复杂性、不确定性以及多元性已经成为当今世界的主流,中国与国外很多国家存在着经济和文化上的差异,特别是在重大问题与根本的价值观问题上极为不同。互联网正在改变世界,改变人的生活方式,改变人的工作方式,提升人们的工作效率。互联网时代以及全球化的创新,改变的不仅仅是走出去的企业,还有整个社会的生态素质及思维模式。然而,互联网没有改变人性,没有改变人性的弱点,更没有解决战争威胁与世界和平问题。这些问题归根结底是领导力的缺失。领导力意味着“通过动员组织,激励下属,为了共同的愿景努力奋斗的艺术”。

  杨壮教授认为,在“一带一路”的交流过程中,涉及的国家极为复杂,有不同的政治体系,有复杂的宗教信仰、混杂的经济制度。杨壮教授希望中国企业能够做到“自尊而不能自恋,自强而不能自弃,自信而不能自大,自豪而不能自傲。”认为只有真正的采用这种态度到海外进行投资,才能够和当地的文化融合,实现我们的战略目标。

  田舒斌:传播力决定影响力

  新华社新华网总裁田舒斌认为,从传媒公司的角度来看,传播力决定影响力,同时,话语权又是传播力和影响力要素中最为核心的要素。英国管理学专家丹娜·左哈尔认为,企业领导人面对工业革命以来最大的一场技术革命,为了更好地应对不确定性的环境与风险,我们需要新的文化,需要重新定义新的领导模式。

  如今,全球范围内的话语权争夺相当厉害,过去的话语体系是“西起东落”的。近十年左右,随着中国实力的提升,在领导力体系里面渐渐有自己新的地位,但局势仍未得到根本性扭转。解决话语权与领导力的问题,需要关注三个维度。第一个维度是与当下科技浪潮紧密结合,第二个维度是文化软实力的提升,第三个维度是我们在面对着文化冲突的状态下,话语权体系的构建、创新的问题。

  陈春花:跨文化领导力的五个要求

  北京大学国家发展研究院BiMBA商学院院长、金光管理学讲席教授陈春花教授就“中国企业的成长模式”话题发表演讲。在陈教授看来,如今,国际化、全球化与跨国,是每个企业不得不面对的选择。无论是做哪一个行业,哪一类企业,都会遇到一个最根本的挑战——中国的市场是全球市场。在这样的背景下,陈教授总结出跨文化领导力的五个要求:

  第一,需要在不同的情境背景下,也即不同的文化背景下进行企业的管理与领导;第二,要有跨文化沟通的能力;第三,不仅要有中国思维与本土思维,还要拥有全球思维;第四,需要整合本地资源,进行本地化的行动;第五,公司文化应当是一种可以在全球不同价值观体系之下被接受的文化。

  圆桌对话:跨文化的挑战与机遇

  杨壮教授主持了启动仪式的圆桌对话环节,拥有丰富跨文化经验的嘉宾们就“跨文化的挑战与机遇”的话题展开对话。

  来自北京盛心阳光公司的张捷女士首先发言。致力于员工心理帮助计划工作的张捷女士分享了公司进行海外心理服务的经历与感想。张捷女士的团队观察到,文化融合是一个十分复杂而又困难的过程,其中“文化隔离”或“文化优越”的心态更会阻碍文化融合。因此,要拥有更具开放性的包容文化。

  新东方教育科技集团CEO周成刚先生反思了每年五十多万的中国学生在走向世界的过程中,如何能够提升他们在海外的生存能力、文化适应能力。中国学生反映出的缺少系统性、逻辑性、批判性思维的训练,以及过于谦虚、低调、冷漠,甚至于被动的文化心理,往往反映出背后的价值观与文化背景的差异。同时,周成刚先生强调,跨文化不仅仅发生于走出国门之后,实际上,在中国本土,跨文化的现象也十分常见。

  联想集团高级副总裁乔健女士认为,在跨文化的沟通问题上,我们往往觉得沟通就是语言沟通,实际上,沟通更多的时候在于内心、在于思想、在于自信。跨文化首先要真正理解对方在讲什么。在跨文化交流中,自己懂的事情要坚持、要自信,而面对自己不懂的事情,要拿出特别谦虚的心态来向前辈学习。

  北京大学国家发展研究院和政府管理学院政治经济和公共政策教授、南南合作与发展学院学术院长傅军教授认为,语言关乎思维,跨文化不只是个语言问题,语言背后是更深刻的思想。在国际招生教学时,最大的挑战是教员与课程设计,实际上,不同国家与文化背景的人有共性,在拓展知识边界的时候有共同的语言,我们的口语只能表达意见,不能表达真理,因此必须进入文化的最深层。

  在圆桌论坛进入尾声之时,杨壮教授总结道,一个社会是什么样,一个组织就是什么样,背后有着深刻的文化影响。东西方交流最大的障碍就是语言,但学好语言并不是意味着学语言本身,关键还在于了解其他国家的文化。语言能力固然十分重要,但在跨文化交流中的沟通能力更应当引起我们的重视。在企业的运营中,信任问题往往是中国企业遇到的最大的挑战,因此我们需要在文化层面建立文化沟通交流顺畅的信任机制,提升人们内心的信任感与文化的信任度。在一个生态社会中,价值观起着重要作用,杨壮教授对价值观的定义是,“价值观就是面临众多选择的时候,选择的排序”,这启发我们面对当今多样化的文化和复杂的局面时,在感觉到内心的极大的困惑和纠结时,要勇于舍得,敢于放弃。最后,杨壮教授强调,跨文化交流的过程中,还应当对我们自己的问题进行认真反思,对中西文化进行较深层次的反思,包括生态环境制度的建立与文化自信的建立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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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7-06-16 18:55  阅读:35